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一篇旧文） 龙应台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约台湾籍作家龙应台撰写专文介绍连宋访大陆，全文如下：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
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
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
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
」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
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
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
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
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
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
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
，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
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
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
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
，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
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
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
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
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
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
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
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
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
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
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
」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
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
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
？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
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
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
，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
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
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
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
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
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
「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
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
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
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
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
「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
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
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
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
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
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
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
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
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
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
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
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
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
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吶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
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
、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
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
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
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
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
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
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
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
，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
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
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
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
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
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
、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
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
。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
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
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
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
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
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
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
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
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
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
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
为不堪的形像。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
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
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
，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
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
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
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
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
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
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
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象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
，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
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
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

龙应台:你是有选择的——评《窃听风暴》【转载】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今年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作品《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又译《别人的生活》)，在取得小金人之前便早已引起了轰动，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2006年欧洲电影奖上的最佳影片、年度男演员和年度编剧三项大奖……热烈的关注和议论从德国本土蔓延开来。
　　
　　
　　
　　
　　《窃听风暴》剧照。
　　
　　　　本报曾在2006年第四季度娱乐盘点中对该片作出重点推介。《窃听风暴》与三年前的《再见列宁》有点相似，时间背景都是东德末期，故事将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公布于众，同时以一丝温暖打破同类电影的俗套。
　　
　　　　奥斯卡的小金人，使得这部德语文艺片再一次受到更广泛的关注。知名专栏作家龙应台应本报之约，写下了对该片的所感所想。
　　
　　　　——引子
　　　　
　　　　1　列宁听贝多芬
　　
　　　　《窃听风暴》(《别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真的很特别。一夜成名的导演，东诺士马克，是个初出茅庐的人，只有三十三岁。得奖的作品，是个啼声初试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而且，他不只是导演，剧本也出自他的手。从构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这样一个人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2　布莱希特看加利略
　　
　　　　列宁为了保持革命的纯粹性而抛弃他最爱的《热情奏鸣曲》，东诺士马克就试图用电影艺术来演绎:如果革命家真正听了《热情奏鸣曲》那样的音乐，世界会不会不一样？
　　
　　　　地点是德国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时间是“一九八四”——这绝不是个未经细思的年份。欧威尔的黑色预言，正笼罩柏林。秘密警察魏斯乐，是个奉公守法、爱党爱国的忠贞公务员。他善于侦讯，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残敌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种忠诚共产党员的无私付出。
　　
　　　　领导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污点”。
　　
　　　　德瑞曼是个典型“体制内”的作家。爱国，不反党，享有盛名，与党的最高领导都有交情。所编的剧本演出时，总是冠盖满京华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愤懑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声。有批判当局者被监视、被孤立、被“灭音”，他同情，但不行动。这样被党所爱，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国家监控的名单内。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他美丽的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部长将他置入全面监听，期待找到污点，以遂私欲。克丽斯塔，在绝对的权力下，不敢不从。她先是屈服于部长的欲求，又在威胁之下出卖德瑞曼；文人和艺术家在国家机器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求生。
　　
　　　　一个前辈导演的自杀带来了德瑞曼的转变。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台导演，因为“不听话”而被剥夺了艺术生命，终于以死来表达抗议。向来选择不挑战当局而如鱼得水的德瑞曼，在听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余，坐在钢琴前，开始忘情地弹起热情澎湃的《好人奏鸣曲》——一首以《热情奏鸣曲》为模板的新曲。
　　
　　　　德瑞曼面临抉择:他继续独善其身，假装看不见那个充满压迫的世界，还是准备牺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动反抗。
　　
　　　　他决定成为行动者。冒着死罪，写了一篇长文，揭露东德隐藏自杀人口统计数字的文章，透过地下管道，送到西德发表。
　　
　　　　认真监听着他的秘密警察魏斯乐，戴着耳机，当下就听见了《好人奏鸣曲》，激动不能自已，流下了眼泪。
　　
　　　　在此之前，他从德瑞曼的书房里“借”了一本小书出来，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莱希特的诗:
　　
　　　　忆玛丽亚
　　
　　　　夏日晴空在我俩之上
　　
　　　　深深凝视那朵云
　　
　　　　那样纯白，那样高
　　
　　　　当我再度凝视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从来不流露任何情感迹象的秘密警察魏斯乐，在深夜的孤独里，读诗。
　　
　　　　从监听，魏斯乐当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国”计划，忠贞的秘密警察面临抉择:他应该忠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爱国爱党那一套原则，还是他心中被“奏鸣曲”和诗意外敲醒的善恶直觉。
　　
　　　　布莱希特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也不会是未经细思的。他是东德共产党供在神桌上的社会主义伟大作家。可是他的两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讨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不公不义的强权时，个人的抉择是抵抗还是妥协？在面对善与恶的拉锯时，个人的抉择是往善还是从恶？
　　
　　　　在布莱希特的剧本里，加利略面对教会的压迫，选择了不抵抗的妥协，但是用妥协所赢得的空间设法将自己相信的真理传递出去。所以他的学生认为，他的妥协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无法生存；必须依靠一定程度的“恶”，才能保护她自己，让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莱希特半生面对纳粹的国家强权，辗转流离；到了美国，又被迈卡锡反共主义逼迫着交代政治立场。个人面对不义的国家强权时，究竟要怎样做自己的道德抉择，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一直是布莱希特作品里最重要的问题。
　　
　　　　在“一九八四”的历史时空里，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乐所面临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莱希特，同一个问题。
　　　　
　　　　3　穆荷演魏斯乐
　　
　　　　东诺士马克拿着写好的剧本四处筹钱拍片时，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它不是喜剧，而且主题太严肃。
　　
　　　　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十五年间，以共产东德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不是没有，但得到市场青睐的几乎全都是喜剧片，譬如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对于消失了的东德社会主义岁月用一种落日余温的温情、不伤筋骨的调侃，加上一点淡淡的怀旧情绪，组成了面对过去的主调。《窃听风暴》在德国引起骚动，除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质之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围墙在一九六一年树立起来，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八百零九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七百万人民——相对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东德人并不那么愿意去翻开自己的资料。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电影对东德阴暗的历史轻轻带过，是不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说，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责？
　　
　　　　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东德人也组织起来了，添了白发的他们说，他们当初也不过是尽他们的“首土有责”，做的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并没有罪责可言。可是那因他们的“荣誉”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们，仍被记忆折磨。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
　　
　　　　东诺士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乐。为了不忍见德瑞曼以叛国坐牢，为了忠实于他在听《好人奏鸣曲》和读布莱希特的诗时的感动，他选择放弃仕途，付出代价:被降职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员。统一变天之后，他也翻不了身，仍旧在最卑微的底层艰辛求存，做一个递送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里呼风唤雨的那个文化部长，统一之后，摇身一变，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大人物。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我们记得谁---龙应台

我们记得谁---龙应台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
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约翰·肯尼迪

我们记得谁？

——献给冷战中所有的牺牲者

作者：龙应台

一架飞机的残骸

史帝夫看着被风霜雨雪逐渐消磨的残骸，突然升起一个念头：尽管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了
什么任务，在这人烟罕至处丧生，人们都应该为死难者在这里立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1998年，在美国内华达州长大的史帝夫·瑞锐去爬查尔斯腾高山。在接近四千公尺高的南
峰处，他再度经过一堆飞机残骸。这堆飞机残骸，从他有记忆开始，就在这里了。小时候
疮痍满目、遍布山坡的焦铁废块，经过几十年登山客的淘取，已经少了一大半。

史帝夫看着被风霜雨雪逐渐消磨的残骸，突然升起一个念头：尽管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了
什么任务，在这人烟罕至处丧生，人们都应该为死难者在这里立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立碑，他就必须一一找出死难者的名字。下得山来，他带领一群少年童军开始四处打听这
些残骸的来历；足足打听了一年，没有人知道。1999年，从一本写查尔斯腾山自然史的书
中，他发现了一个记载：空难发生在1955年11月17日，机上14人，全部丧生。

他让少年童军马上开始搜寻旧报纸，从出事次日的报道得知那是一架C-54，从加州伯卞克
城起飞。封锁现场的是美国空军，但是空军对媒体的询问讳莫如深。

伯卞克是洛克希德制造举世闻名的U2间谍侦察机的地方，难道这架飞机和中情局的秘密任
务有关？史帝夫和他的少年童军开始了一连串抽丝剥茧的电话探询。洛克希德接电话的职
员记得1955年正是该公司在紧密研发U2的时候，承诺一定协助找出真相。几天之后，职员
回电：那一架C-54正是从洛克希德机场起飞而出事的飞机，机上14名全是跟U2机密有关的
人员。研发U2是中情局的业务，职员建议史帝夫和他的童军直接去找中情局。

中情局告诉史帝夫，整个五零年代的U2档案，刚好在1998年解密，他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当
年列为最高机密的资料。史帝夫终于找到了答案：中情局为了不曝光地运送U2零件和人员
到试飞实验场，从1955年10月起开使启用C-54，才一开始，这架飞机就撞山了，机上是U2
的研发设计师和中情局的人员。

2000年11月，中情局把飞机的原始失事鉴定报告以及死者名单寄给了史帝夫。

一名童军的祖父刚好是当地的议员，听说了整个过程，遂和其他议员发起一个提案，要求
美国政府为所有在冷战期间为国牺牲而沉默的勇士们成立一个冷战纪念馆。

没有声音的人

主持典礼的将军致词时说，“国家在五零年代对于弗朗西斯和他的同袍们所要求的，现在
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国家要求他们在那个危险的年代里飞进莫斯科——孤独一人
，没有任何武装，还要求他们表现出无所畏惧！”

呼吁成立冷战纪念馆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叫葛瑞·包尔斯(Gary Powers Jr.)的人。他说，
“我们美国人对于为自由而战死的勇士们总是给予极高的荣耀，但是对于冷战，却毫无表
示。冷战，长达50年，牺牲了数千勇士的生命，花费掉上兆的金钱，改变了历史的轨道，
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强权。但是今天的世界却对冷战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在冷战中牺牲
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在1945到1977年间，美国有40多架秘密侦察机被击
落，牺牲者却从来得不到一丝的荣誉或感谢。”

美国人知道包尔斯这个名字，是因为包尔斯有个有名的父亲——弗朗西斯·包尔斯。小包
尔斯五岁那年，1960年5月1日，他的父亲驾着美国最新的科技成果U2侦察机潜入苏联领空
1300英里，然后被萨姆弹击中，弗朗西斯被俘。30岁的弗朗西斯在公开审判中表示“忏悔
、认罪”。被关了两年后，美苏剑拔弩张的冷战期间有名的一个镜头出现了：换俘。弗朗
西斯站在柏林格林尼克桥的东端，美国所逮捕的苏联间谍阿贝尔站在桥的西端，然后两人
同时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祖国。

美国人民对被释放了的弗朗西斯责难有加：他为何不自杀？他为何不毁掉飞机？他为何承
认有罪？他为何如此怯懦？弗朗西斯黯然离开了中情局，在1977年驾驶民用直升机时坠机
身亡。

2000年5月1日，纪念弗朗西斯被苏联逮捕40周年，在新的U2基地，美国空军追赠十字勋章
给弗朗西斯。主持典礼的将军致词时说，“国家在五零年代对于弗朗西斯和他的同袍们所
要求的，现在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国家要求他们在那个危险的年代里飞进莫斯科
——孤独一人，没有任何武装，还要求他们表现出无所畏惧！”

很多人支持小包尔斯的呼吁和奔走。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说，“冷战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
大的国际冲突，也是人类近代史上最长、型态最特殊的一种战争。”普利策奖得主、专栏
作家克劳汉莫说，“冷战纪念馆不需要宏伟，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小的教学馆，一个长廊献
给那些英雄——杜鲁门、丘吉尔等，一个大厅献给阵亡者，也就是那些无名无姓的谍报员
。”

纪念典礼结束时，一架最新的U2漂亮地掠过天空，表示致敬。小包尔斯安慰地说，父亲的
荣誉，总算是得到公平的对待了。
 在我读书玩耍的时候

冷战中，兄弟阋墙，成为全球战略的棋子。同时，在黑猫黑蝙蝠侦察机下面的土地上，又
有多少同样沉默无声应该被感念、被致敬的牺牲者呢？

两年前，我到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第一次听到“寡妇村”的名称。说的是，新
竹是空军基地，飞行员常常一去不回，因此哪天暗夜里一家传出哭声，整个村子都会哭。
我没太在意，只是稍觉奇怪：又没打仗，哪来这么多飞机掉下来？

可我也看过飞机坠落的。那是战斗机，从天空卷起一股浓烟一头栽进茫茫漠漠的玉米田里
。乡下的孩子们奔过去捡拾看不出名堂来的碎片。

是在新竹，我第一次听到“黑蝙蝠”和“黑猫”的名字，而且从一个开过战斗机的飞行员
口中听到，从新竹基地升空到对岸，只要六分钟。是在“清大”，北院教授宿舍要搬迁，
我才听说，原来“北院”曾是美军顾问团的宿舍，而美军顾问团和美国中情局的白手套“
西方公司”有关，“西方公司”就在东大路。这时，我还没听过U2这个词。

凤凰卫视制作的“台湾天空的秘密”今年4月播放，我才恍然大悟这些道听途说的蛛丝马迹
和“我”的关系：

“民国四十四年”我3岁时，“黑蝙蝠”开始执行任务，到大陆低空飞行，摄取情报。到我
15岁时，他们的任务才结束。弗朗西斯的U2在1960年被击落之后，美国不便再进入苏联，
没几个月就把两架崭新的U2运到台湾来，让台湾最优秀的飞行员潜入大陆，以高科技探察
对岸的军事设施、核子试场、国防能力，任务一直执行到我大学毕业那一年，1974年。

原来在我读书玩耍的时候，黑蝙蝠中队的年轻人出机800多次，10架坠机，148人丧生，那
是全体队员的三分之二。原来在我准备层层考试要出人头地的时候，黑猫中队的年轻人一
次一次地夜航U2，一半的队员死亡，两个人被俘虏。原来在我读书玩耍成长的时候，和我
同龄的人，有些已经永远地失去了父亲，而且他们的母亲还不能公开哭泣。

我赶忙补做功课。原来，在全球冷战的年代里，这些军官以生命猎取情报，把情报交给美
国，换取了美国对台湾的长期援助。原来，是黑猫和黑蝙蝠所获得的情资，使美国掌握了
中国的核武发展进度。原来，是这些人的牺牲，使基辛格证实了中苏边界在六零年代末的
紧张而积极地拓展美中建交。原来，是这些飞行员在整个中南半岛的天空里秘密穿梭，和
弗朗西斯一样，“改变了历史的轨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强权”，为的是换取台湾的生
存空间。

冷战中，兄弟阋墙，成为全球战略的棋子。同时，在黑猫、黑蝙蝠侦察机下面的土地上，
又有多少同样沉默无声应该被感念、被致敬的牺牲者呢？

对冷战一无所知

我发现我竟然和小包尔斯一样想发出呐喊：“今天的世界对冷战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在冷
战中牺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

我的功课很快就把我引到了叶常棣、张立义这两个名字。

叶常棣，1960年执行第三次高空侦察任务时于江西上饶被地对空飞弹击中跳伞被俘，在医
院抢救中，医生从他身上取出59块导弹碎片，此后备尝艰辛。18年的生死离别之后，于19
82年被释放到香港，台湾当局却不接受他回乡，最后由美国中情局安排他赴美居留。18年
间，妻子改嫁，人事全非。到1990年才被准许回到台湾。

 

张立义，1965年于内蒙古遭到飞弹袭击，跳伞被俘。十几年之后与叶常棣同时被释放到香
港，同样不被台湾接受，由中情局收留，接往美国。家庭折裂，青春毁损，人生不可回转
。

还有那些根本不曾解密的、我们还不知道真相深浅的痛苦和牺牲：随着美国对U2的解密，
黑猫中队的殉难者信息打开了，但是黑蝙蝠的历史，牵涉到空投谍报员，仍旧盖在黑纱中
。巫毒中队的情况，社会知道得更少。知道得少，我们根本无从去认识那隐藏的悲剧和喑
哑的委屈。

还有那些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叹息的人。我们的社会何时对这些沉默的牺牲者道过一声感
恩的“谢谢”？

我发现我竟然和小包尔斯一样想发出呐喊：“今天的世界对冷战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在冷
战中牺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
亚细亚的孤儿

当年英气逼人、出生入死的勇士，今天即使幸存，也已垂垂老矣。在他们全体带着寂寞的
历史离去之前，让我们挽住他们，谦卑地说一声“谢谢”吧。

“清华”思沙龙的学生在我研究室里默默地看完了“台湾天空的秘密”。

我问，“怎么样？”

我不太确定他们会怎么反应，因为，不是整个社会都在说，今天的年轻人是没有思想的“
草莓族”，反抗深刻，崇拜感官，对历史茫然。

可是他们很诚挚地说，“超感动。”

如果这个政府不去感念他们最勇敢的子弟们，如果这个社会不懂得疼惜和尊敬自己最沉痛
的历史，那么就让年轻人扛起来吧。“清华”的学生决定由他们来对这些沉默的勇士们表
达敬意。他们分工合作搜索数据，编辑手册，设计海报，发放传单，同时用各种方法搜集
黑蝙蝠和黑猫队员名单，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耙梳线索，去发出邀请。被击落的10架黑蝙蝠
飞机中，只有3架被找了回来，死亡33年之后，烈士的骸骨回到故乡。学生们寻找烈士遗族
，希望把他们请来“清华”。在打电话之前，学生还彼此研究要如何对遗族措辞来表达自
己的诚恳。他们讨论时极认真，极严肃。

史帝夫的少年童军，在寻找那14个死难者的名字时，是不是也抱着同样纯洁的理想和热情
呢？

我打电话给罗大佑，问他，“听过黑蝙蝠这三个字吗？”

他说，“没有。”

于是我把历史和学生希望对历史致敬的心意告诉他，希望他6月5日晚上到新竹来，献一首
《亚细亚的孤儿》给那个残酷又悲伤的时代。大佑静静听完，说，“我去。”

我给诗人向阳写信，问他愿不愿意挑选一首他自己的诗来新竹朗诵，用闽南语，纪念那个
苍凉的岁月？

数日之后，在一个宁静的凌晨，他回信：“我为黑蝙蝠特别写了一首诗。”

当年英气逼人、出生入死的军人，今天即使幸存，也已垂垂老矣。在他们全体带着寂寞的
历史离去之前，让我们挽住他们，谦卑地说一声“谢谢”吧。

是的，我同意肯尼迪所说的：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
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